这部电影本身就具备非常坚实的文学厚度，而影像的艺术改造又让它焕发了更为强悍的力量。越是在形式上最保守的单一空间结构里，可能性越是能够擦出最不寻常的龃龉，让四比三画幅下更显局促的房间包裹了更大张力。

叙事中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肥胖患者，一个处在生命边缘的庞然大物，本身就是一个盛满故事结果的容器，通过被凝视的病态，也建立起和一些抽象喻体的亲密关系。电影先是抽丝剥茧地向过往推导故事，逐步把破碎的人物动机和价值图谱修复完整，终于将千丝万缕系于一发，那便是立在针尖上的真相。

电影用反宗教的立场胜似宗教地解析了罪感文化。不饮不食和暴饮暴食是一类向身体发肤施加报复的罪感，抛妻弃子和同性之爱是一类以情为债的罪感，散布仇恨的恶语和不忠不诚的谎言是一类言行道德的罪感——以内向性为镜，轻罪照样可以重罚，对可感之罪的掂量和感受，构成了电影文学性的基准。

电影更擅长刻画打乱因果联系的迷局。信教的爱人早早失去了主的庇护，笼罩在圣光之下的却是被宗教伤害的肥胖症病人，救赎病人的却是他女儿青春期的邪恶，邪恶恰巧将一个传教士带离了无地自容的困境——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含混矛盾，制造了一场立体的、萦绕的文学语境。

电影把明喻暗喻揉进了叙事肌理，完成了和日常逻辑的结合。“鲸”的意象用来反复印证人体的巨大，在揭示他之所以恋慕“鲸”、之所以成为“鲸”后，“鲸”便成了对逝去爱人和女儿童年的双重意念追寻；线上教师的黑色屏幕、与外卖员的声音对话，作为肥胖症病人的身份掩体被一件件卸下，更多双眼睛成为了他消化罪责、正视堕落的见证；“吃”的动作是病人无声的主张，间歇的节食和间歇的暴食，意味着病人生命观的起伏蜕变，也牵引出情绪的明暗交替——这些紧贴身侧的喻体，对房间中的大象进行了可视化的勾勒，完成了不落窠臼的、保留灰度的高级修辞。